一
1933年的秋天，北平的先农坛体育场飘着薄霜，看台上挤满了裹着棉袍的学生、戴礼帽的商人，还有扛着相机的报馆记者，场中央，一支穿着藏蓝色队服的球队正围成一圈，队长王振山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对队友们喊：“永乐永乐，永远不怂！”
这支叫“永乐”的足球队，是民国北平城里的“平民球队”，队员大多是电车公司的售票员、印刷厂的学徒、胡同口杂货铺的小伙计，唯一的“白领”，是队里的守门员李慕白——北平大学法学院的穷学生，靠踢球赚的补贴交学费，他们的队服是几家小铺子凑钱做的，球鞋是“回力”牌的便宜货，训练场就在什刹海冰场旁边的空地，冬天冻得脚底生疼，夏天晒得蜕皮，可每天傍晚，那片空地上总能传来踢球的砰砰声和笑声。
二
永乐队的成立，藏着民国老百姓最朴素的热爱，1928年，北平刚被划为特别市，城里突然冒出好多支足球队：有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的“学生军”，有银行职员凑的“金融队”，还有码头工人组织的“搬运工队”，电车公司的老司机赵大勇是个铁杆球迷，有天收车后在茶馆听人议论“咱北平人踢球不行，净让洋人的球队赢”，他一拍桌子：“咱自己组队！让洋人瞧瞧！”
他拉上同班的售票员孙小五、印刷厂排字工张铁柱，又拽来法学院的李慕白——李慕白小时候在英国教会学校念过书，脚底子有功夫，几个人凑了三块大洋，买了颗磨得发亮的猪皮足球，在电车公司的车库里挂了块木板，用白漆歪歪扭扭写下“永乐足球队”。 “永乐”不是什么大讲究，就是图个“永远快乐”，赵大勇说：“踢球图个乐，赢了高兴，输了也高兴，这才是真格的！”
三
永乐队的“野路子”，反倒成了他们的招牌，学生队讲究战术，洋人队靠身体，永乐队靠的是“胡同里滚出来的灵气”，孙小五卖票练就了“飞毛腿”，带球像泥鳅一样钻；张铁柱排字练了一手“铁腿”，射门又狠又准；李慕白守门时，总爱戴副断了腿的眼镜，扑球时身子扑得比球还快，胡同里的孩子都叫他“眼镜门神”。
1931年秋天，永乐队迎来了“生死战”——对上英国驻军组成的“皇家联队”，赛前，洋人队在场上踢着玩，把球往永乐队球门里砸，哄堂大笑，赵大勇把队友们拉成一圈，低声说：“今儿个，让咱北平的土坷垃，教教他们怎么踢球！”
开场不到十分钟，孙小右就带球晃过两个英国兵，一脚抽射，球进了！看台上突然安静了，接着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，下半场，李慕白扑出一个点球，张铁柱抓住机会远射，再进一球，终场哨响，永乐队2:1赢了，赛后，英国队长主动过来握赵大勇的手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你们……踢得真快乐！”
那天晚上，永乐队的队员们挤在杂货铺里，老板娘给他们煮了热汤面，孙小五喝着汤，抹着眼泪说：“这辈子没这么痛快过！”这场胜利，让永乐队成了北平城的“平民英雄”，报纸上写着：“永乐之胜，胜在民心；永乐之乐，乐在纯粹。”
四
可快乐的时光，总被时代的烽火打断，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北平城很快被日军占领，先农坛体育场挂上了膏药旗，洋人球队不见了，学生队解散了，永乐队的队员们也各奔东西，赵大勇把球队用的足球埋在了什刹海的老槐树下，对李慕白说：“等打跑了小鬼子，咱们再把球挖出来，接着踢！”
后来，赵大勇加入了游击队，孙小五成了运输队的司机，张铁柱在印刷厂里印抗日报纸，李慕白跟着学校南迁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一起踢球，可那颗埋在树下的足球，成了他们心里的念想。
1945年，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北平，赵大勇第一个跑回什刹海，挖出了那颗已经发霉的足球，他召集来还能聚齐的队友，在空地上踢了一场“比赛”，没有队服，没有裁判，只有一群中年人，追着一个破足球，跑得气喘吁吁，却笑得和十几年前一样大声。
尾声
北平的胡同里，偶尔还能听到老人说起永乐足球队，他们说那是一群“傻小子”，穿着破球鞋，在泥地里踢球，踢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，那颗埋在老槐树下的足球，早就找不到了，但“永乐”的快乐，却像民国时的阳光，永远照在绿茵场上——那是一种最纯粹的热爱，无关输赢，只关乎一群人，一颗球,和一个时代的热血与梦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