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唐彩票，盛世的博彩与市井烟火

飞钱与彩票的意外交集

大唐开元二十三年，长安西市的“万宝楼”里，胡商云集，丝竹盈耳，波斯商人苏莱曼刚用一箱西域琉璃换回三百贯铜钱，正盘算着如何将这些“飞钱”（唐代汇兑凭证）变成本地田产时，邻桌一位身着绿袍的官吏却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：“敢问客官，可听过‘彩票’？”

“彩票？”苏莱曼蹙眉，这词他从未听过，官吏却捻着胡笑起来：“非是西域的彩毯，是我大唐独创的‘博彩之戏’，昨夜尚书省刚发的‘开元彩’，一张三文钱，头彩能中十万贯，够你在东市买十座宅子！”

这番话像块石头投进长安的市井池水，瞬间激起涟漪，彼时的大唐，正值“开元盛世”，国库充盈，万邦来朝，可繁华之下，边军军饷、运河疏浚、赈灾粮草仍需银钱周转，户部侍郎想出一个“以彩养政”的法子：借鉴民间“关扑”（博戏）的形式，由官府发行“彩票”，百姓自愿购票，所得银钱一半充入国库，一半作为彩池，头彩设为“十万贯”，足以让布衣变巨富；末彩也有“一匹绢”，算是不让空手而归。

消息传遍长安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无人不谈“彩票”，一时间，“彩票”成了比“胡旋舞”更火的新词。

彩票三事：从“为国聚财”到“市井狂欢”

其一，彩票的“官方背书”与“民间智慧”

大唐彩票并非简单的“碰运气”，而是有严规的“官彩”，户部设“彩局”，由专人印制“彩票”——用上宣纸，盖户部官印，上书“开元通宝”字样，再分三等：红票为“头彩”，蓝票为“次彩”，绿票为“末彩”，百姓可用铜钱、布帛，甚至“飞钱”购买，每日申时（下午3点）在西市彩局公开摇彩，由御史台监督，以防作弊。

民间却自有“彩经”，长安西市的老赌徒王二发明了“追号法”：连续十天买同一组号码，说“彩如流水，总有一瓢到自己碗里”，书生李则更绝，用《周易》卜卦，选“乾、坤、离、坎”四卦对应的数字，称“天时地利，中奖不远”，连寺庙里的和尚都凑热闹，在香炉旁设“彩签”，信徒捐香火钱可抽签，中签得“经文一卷”，倒也别致。

其二，彩票里的“众生相”

彩票开售首日，长安城便上演了“疯狂抢购”，西市彩局排起长龙，有农妇卖了刚收的麦子，换来三十文钱买了十张绿票，嘴里念叨：“中了绢，给娃做身新衣”；有官员偷偷买了五十张红票，被同僚撞见，红着脸说“为国分忧，顺便试试手气”；连宫里的宦官都翻出私房钱，让宫女代买，说“中了十万贯，就出宫当富家翁”。

最传奇的是“彩局案”：有个叫张五的穷书生，把祖传的砚台当了三文钱，买了张绿票，竟中了末彩——一匹绢，他拿着绢去西市裁衣，裁缝见绢质上乘，多给了他两尺，张五灵机一动，用这多出来的布做了个小荷包，上面绣“彩运亨通”，拿到集市上卖，竟卖了二十文钱，这事传开，有人开始“炒彩票”，低价收票，高价转卖，西市竟有了“彩票黑市”。

其三，盛世的“隐忧”

彩票虽为“国聚财”，却也搅动了人心，有人为了中彩，把家当全押上，结果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；有商人为中头彩，贿赂彩局官员，摇彩时做手脚，被御史台查办，闹出“彩局舞弊案”，就连唐玄宗都起了疑：“彩票本是好事，怎的生出这么多事？”

宰相姚崇却上奏：“陛下，彩票如水，可载舟亦可覆舟，若严加监管，兴利除弊，便能既充国库，又悦民心。”玄宗点头，遂下旨：彩局每日限售一千张，彩池银钱七成归国库，三成作彩金；严禁官员参与，违者革职；中彩者需缴“彩税”，十贯税一。

这一下,彩票市场才渐渐平息。